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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生态文明包含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持续发展原则;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整体原则。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是统一的，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也只有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文明作为人类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文明是具体的、历史的。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工业文明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核战争的威胁、人口剧增、难民潮、传统道德的失范及信念危机等。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人类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就是当代人类在探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 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所谓均衡发展，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雏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的独特价值在于：第一，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总结并统一了人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一个更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承诺，而且还使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了各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里约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也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文件，如《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0年）等。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庄重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这既是对我们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总结，也是对人类在20世纪末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即把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整合并统一到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目标上来）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把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明的基础,文明的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发生重要变革的结果。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正是基于自然观的转变而发生的。要自觉地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把自然理解为一部钟表似的机器,认为这部机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机械的;而对这部机器的总体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的。关于自然的这样一种机械模型为人们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基础,但这种以 机械 力学为基础的自然观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低估和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能力的高估,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家园的毁灭过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家园,它与人类没有任何精神意义上的联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有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导致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为工业文明时代广为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高扬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却忽视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错误地认为,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就是征服和控制自然。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同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因此,人类应珍惜并努力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样性。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观点,自觉地从“民胞物予”的理念出发,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重新树立人的“物种”形象,把关心其他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项道德使命,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如果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那么,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和整体原则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持续发展原则。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生态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为了能够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应把经济系统< |
